高淮生：梁归智《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评议
梁归智整理的《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由三晋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这部《书信笺释》之体例与常见书信（手札）之“编”“编注”“辑注”“校注”“校点”均有不同而别具心意。
据《书信笺释》“序”云：
这是周玉言(汝昌)先生给我的201封信札(标号只194，因五次单寄或转交的诗及周老传信笔者嘱转传李泽厚和刘再复信各一封电子信附在其他信中统一说明)，其中手写的共133封，其余68封是周老口述周家子女记录传送的电子邮件(其中一封为通过邮政局邮寄之打印稿)。
笔者手写给周老的信，周家保留了其中一部分，但已经全部捐献给了“周汝昌纪念馆”，取阅已经不易。不过笔者的信价值不大，因为一般都是就事论事，文风简约，并没有多少敞开心扉的动人内容，周老信中就曾经说笔者“不喜，亦不善作长札”(1988年6月25日信)。这当然和笔者的个性与昔日的处境，心境有关，不能强求。
也正因为如此，缺少了笔者的原始信件，而代之以现在的笺释“说明”，对读者来说，并不遗憾而且更有可读性。立足于今日的观照与回顾，自然有一种“独上高楼，蓦然回首”的清楚，清醒与清明1。
《书信笺释》以“说明”文字而“笺释”周汝昌致梁归智的信，虽则别具心意却颇令读者疑虑：客观真实性怎样呢？周汝昌信的客观真实性以及“说明”文字的客观真实性，总不免令人心生疑虑。
《书信笺释》中的主要人物即周汝昌和梁归智二人，仅录周汝昌的信而不录梁归智的信，其间的疑虑并非所谓“笔者的信价值不大”“并没有多少敞开心扉的动人内容”之类的说辞即可释然，反而引人联想其间究竟有怎样的是非曲直。
当然，如果所录周汝昌的信全部影印出版，这种疑虑或许不至于那么鲜明。至于以“说明”文字“笺释”周汝昌的信无疑增益疑虑，一则该《书信笺释》既无“笺释者”的原始信件的参照，二则“笺释者”又兼“收信人”的身份（双重身份），都会引起读者对其客观真实性的质疑。况且，周梁师徒身份业已众所周知，引起质疑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以上所述的疑虑并不影响《书信笺释》在红学研究上的参考价值，其参考价值也是多方面的，譬如真切地了解周汝昌其人其学的某些方面，真切地了解彼一时段红学生态的某些方面，并且，这些方面的了解显然有助于红学学科建设和学风建设的反思。由此说来，《书信笺释》堪称一部“准红学史”著述。
值得一提的是，周汝昌对于梁归智的“文风简约”持肯定态度：“你的文字很好，简洁，通畅，明白，气味纯正。望你坚持好文风（其实也是学风），万勿受很合‘时流’的坏影响。”2
显然，梁归智自己多虑了。因为这种多虑而未能收录其与周汝昌往还的书信，毕竟影响了《书信笺释》的完整性和现场感，给人以并非“完璧”的印象。
为了打消读者的疑虑，梁归智申明：“强调一点，录入周老信札，乃百分之百的‘实录’，没有做任何删削‘掩迹’，个别处涉及对人事的议论，希望涉及到的相关人士，能大人大量，以尊重董狐秉笔直书青史的态度一笑置之。”3
梁归智是一位认真执着的学者，他的“董狐秉笔直书青史的态度”是可信的，尽管有关其个性方面的评价褒贬不一，却并不影响这部《书信笺释》的红学史价值。
梁归智在整理出版这部《书信笺释》过程中曾保有这样的心愿：“笔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以此书作为一个‘样板’，希望能促进周老给其他人的书信，以及其他红学家之间的书信，都能以完全真实的历史原貌出版问世，希望红学界所有同仁能认同这种做法，至于是非臧否，当事人都不必计较，留给读者和历史评断。大家避一避‘雅量’吧，呵呵。”4
梁归智的心愿既是真诚的也是善意的，这一心愿乃出于红学发展之考量。因为周汝昌的书信中涉及红学的话题颇多且有助于思考红学的诸多疑难问题，由此可见梁归智的格局是很大的，至于所谓“攀附”之讥则显然未能识得其中真趣。
笔者在《周汝昌红学论稿》“自序”中说：“周汝昌其人与‘周氏红学’已然成为现代红学不可绕过之话题。周汝昌之为人与为学形象已然被浓墨重彩地描绘着，其正面描绘的形象与反面描绘的形象相差何止道里计？是故，欲窥其‘真貌’则非仔细端详不可。‘正’耶？‘邪’耶？‘褒’耶？‘贬’耶？对于业已归于大化者而言，无乃世间之虚话耶？然此世间之虚话，毕竟留下了演义之迹，姑可循迹而索貌。”5
可以说，倘若周汝昌的书信能够以完全真实的历史原貌全部出版问世，那将不仅有助于窥得周汝昌其人与“周氏红学”的真貌，同时可以重新审视和评价彼一时段红学生态的得与失，何乐不为呢！
笔者以为，梁归智的“雅量”可以作如是观，至于那些与周汝昌有过这样那样过节的“当事人”是否有此“雅量”则显得并不重要了。
梁归智希望这部《书信笺释》成为一个“样板”的心愿，至少从体例上堪称“样板”，至于是否再有模仿之作则难以预测了。此“样板”显然可以理解为“先例”，其勇力可嘉（结合红学领域的学术生态考量）。
不过，出版周汝昌书信的后续工作的确在做：2018年12月，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制了由周伦玲编辑整理的《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特印本），收录了周汝昌师友（总计101位）给他的书札、诗笺及赠画等130通（件），尽管非正式出版，因其内容丰富且影印而成，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文献价值。如能正式出版，亦可使更多读者受益。
另有一件工作则知者寥寥，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2019年11月18日上午，笔者受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之邀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之际，在薛莲女史（潘教授的博士弟子）的陪同下应邀拜访了南京日报社离休编辑严中先生。
严先生因细读了笔者所著《周汝昌红学论稿》一书之后期待与笔者面谈，主要是谈他对《论稿》的一些看法尤其他所整理的《周汝昌与严中书》方面的想法。
严先生在《周汝昌与严中书》打印本“编辑者说”中道：“我与先生的交往则是始于1982年12月，至2006年1月，我大概给先生去过至少四百封信，先生也给我写过三百封信。……《周汝昌与严中书》对红学而言，乃是一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历史常常会出现某种‘偶然性’，因此很难确保它今后不被流入他人之手。”6
笔者认为这本书信汇编值得尽早出版问世，以飨学林，并表示愿意促成其事。严中先生题赠笔者一本《周汝昌与严中书》打印本，以示信赖。
遗憾的是，历史的某种“偶然性”竟然不期而至，己亥庚子交替之际，新冠疫情扰乱了此前的各种规划或打算。不过，《周汝昌与严中书》的出版问世只是时间问题罢了。笔者与责编达成一致意见：编校影印出版以提升学术文献价值。
这部《书信笺释》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阐扬“笺释”者的红学志业和红学意趣，正如梁归智所说：
在相对程度上，周老的这201封信札及笔者的笺释，成了笔者粗线条的“学术年谱”。这也算一个“副产品”吧。
不少信札，是周老与笔者的唱和诗作，笔者的咏红诗，大端已在此，当然对周老来说，这只是很少一部分而已。不过这也显示，周老与笔者治学，都比较偏重“灵感”和“悟性，不同于一般所谓“科学研究”。
如果比较周老与笔者的同异，除了“悟证”的共同点，可能周老的“考证”功力更强，而笔者则尤擅“论证”。
还是那句老话，做学问，要史、哲、文，或曰真、善、美，考据、义理、辞章，也就是考证、论证、悟证三者兼顾，才能真进入“境界”，才能感受到“做学问”，是一种充满发现和创造欢快的赏心乐事。这或者才是周老这些给笔者信件所昭示的“知音”、“知赏”之真谛吧。……
一切的考证和史论最后都要落实于文本的“思想”和“艺术”，实现与天才作家的心灵对话，这才是文学研究的正途和终极目的。……探佚，文化（或思想），审美（或艺术），这是笔者研究红学的三个支点，也是与周老通信的基本内容。”7
如果将《书信笺释》比作一首叙事长诗，梁归智的以上阐述可谓“诗眼”吧！这部《书信笺释》别具心意之处也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书信笺释》既可以对周汝昌进行知人论世方面的考量，同时有助于了解梁归智的红学志业，或者说了解梁归智其人其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当然，无论书信或者口述史，若从信史的角度考量，都需要慎之又慎的引述。
因此之故，笔者《周汝昌红学论稿》出版不久，梁归智即在《当艺术成为学术的张力——读<周汝昌红学论稿>的感想》一文中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汝昌红学论稿》第一章开宗明义，标目为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而特别关注《顾随致周汝昌书》和笔者整理的《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二书，因为“前者顾随先生是周汝昌所崇敬的老师，后者梁归智教授是周汝昌所厚爱之弟子”。这自然没有错，也的确从这两本书信集中证实了周汝昌的某些情性气质的真相。
但高教授似乎忽视了一点，即这两本书都是私人通信，原本是不准备公之于世的，至少写信的当时，没有这种明确意向。而写私人书信，相当随意和即兴，兴之所之，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一定考虑逻辑，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固然最少粉饰，最能表现“情性气质”，但另一方面，读者如果对其中的某些说法过于执着较真，并做形式逻辑的推导引申，则会从另一个角度引发误会和疑惑。……
对私人通信的过分依赖，也就产生了一些判断上的失误，或至少是断语下得有些草率而不够鞭辟入里8。
梁归智从“知人论世”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方面提示著者不能过分依赖私人通信，这个说法是可取的。
至于笔者在《周汝昌红学论稿》中对周汝昌的“知人论世”方面是否“过分依赖”私人通信，显然不能轻率地下结论，如果不能仔细通读《论稿》全书或者通读而不能知音会赏的话，轻率的结论往往容易武断。
当然，笔者并未就此问题与梁归智进一步地辩难，而且没有辩难的必要，因为笔者毕竟不像梁归智那样曾受到周汝昌的“亲炙”，各自的学术立场或者看问题的视角显然不能完全趋同。
不过，梁归智的学术立场或者看问题的视角显然影响着《书信笺释》，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着读者对于这部书信汇编的评价，其中的仁智之见则需要读者博观圆照之后加以识别。
2017年1月14日，笔者主持策划了召开于北京朝阳区惠新里“湘西往事”酒店的“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这一天的座谈会严谨而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取得了一些可观共识。
笔者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综述》座谈会侧记中道：
《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一书引发趣谈：14日晨，高淮生教授邀请乔福锦教授、陈维昭教授、苗怀明教授三人到宾馆附近的永和豆浆连锁店吃早餐，大家边走边聊，兴奋点集中在苗怀明教授所谈趣事——13日晚宴期间，参加宴会的学者提前收到梁归智教授签名的最新出版的《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这部新书是本次座谈会的馈赠礼品，不仅引起大家的兴趣，同时为本次座谈会增添了新话题。
苗怀明教授与提前获得这部新书的其他学者的心情颇为不同，他一夜间翻阅了这本《书信笺释》，希望能够从中发现周汝昌先生评价苗教授的文字，结果令他大为失望，竟然一处都没有。
苗教授此前尚颇费思量：是否赴京参会？原因正如苗教授所言：自己此前写过几篇有关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周家人不理解，惹出很大的不愉快。所以，有顾虑。
对于这次座谈会，张罗其事的高淮生老师说，是纯学术性的，不会有个人恩怨，这才勉为其难的过来，倒不是因为心虚，而是担心惹上不必要的麻烦，耗费时间和精力。对于这个专题座谈会的举办，我是赞成的，认为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9
“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期间，《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一书曾获得了参会者的好评，孙伟科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今天的一个收获是《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这部书，它为我们进一步走近周汝昌、知人论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读了一些周汝昌先生关于《红楼梦》的一些著述，这些书信更见人格，更见性情。随着更多珍贵史料的出版和公布，红学中一些比较繁难的问题将会逐步简化明了。”10
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该书出版不合时宜，一些“当事人”尚健在，不利于红学界的和谐。可见，对待这部《书信笺释》的立场并非完全出于学术求真，所谓“和谐”无非是人情世故的非学术立场的认知。其实，这种情形在红学领域已然司空见惯了。
笔者认为《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一书的出版非常及时，因为彼时正在构思的《周汝昌红学论稿》受益《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一书之处颇多。
这部《书信笺释》与另一部由赵林涛、顾之京整理校注的《顾随致周汝昌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堪称“周氏书信双璧”，前者顾随先生是周汝昌所崇敬的老师，后者梁归智教授是周汝昌所厚爱之弟子。
当然，笔者所说的“非常及时”并非仅限于著述的一时需要，其实，处于转型期的红学更需要这样的历史文献以便于做深度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评估，甚至红学学科重建。
以下择取《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一书数例“笺释”略作评议以见其得失：
《书信笺释》第28-32页的一则【说明】
今寄上文一篇：此涉及一桩红学大公案。周老于1981年7月24日撰《<石头记探佚>序》，其中提出何为“红学”的看法，即红学有四大分支：“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脂砚斋”、“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并首创“探佚学”的概念。
但由于《石头记探佚》出版须待以时日（1983年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周老乃又撰《什么是红学》，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刊出，立即引起社会反响。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应必诚写《也谈什么是红学》即针对此文而发，发表于《文艺报》1984年第4期。编辑部不想过分“开罪”周老，并希望引起讨论活跃学术空气，乃约周老再写答辩文章。
周老应约写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即此信中所谓“连日赶出一文，约万言”。此文后于《文艺报》1984年第6期发表，但编辑部于文前加了一个“按语”，明显表示赞成应文观点的倾向，同时，《文艺报》1984年第8期又刊出赵齐平《我看红学》，基本观点也是不赞同周老的红学观。
此后多年来各种报刊断续发表过不少批评周老“红学观”的文章，大抵都是说《红楼梦》首先是文学作品，而周氏红学“四分支”说却“远离”了文学文本、将文本研究“排斥于红学之外”云云。
对于周老在信中要我撰文作“桴鼓之应”的意思，不记得怎样回复了，似乎是委婉而明确地表示我暂时不写文章，也找不到报刊发表这种文字。
不过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我好几次涉及了这个问题，但都是对观点不对人，从来没有点哪个人的姓名。
发表于1998年12月7日《人民政协报》的《学术范型的意义》（后收入《萧剑集》）中，我这样说：红学界某些对周汝昌的“批判”，正是批判者与研究对象曹雪芹、《红楼梦》，与批判对象周汝昌之间气质隔阂、才性横绝、思想差距而“误读”的产物。
比如周汝昌说红学有根本性的四大支，即曹学、《石头记》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学。一些人就驳论说这是把《红楼梦》文本研究排斥在红学的范畴之外，其实这最典型的表现了驳论者僵化的思维定势和麻木的艺术心灵。难道周汝昌连《红楼梦》文本研究属于红学范畴这样的常识都不懂？他又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文本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呢？
周汝昌强调“四大支”说，言下之意就已经把基础性研究和文本研究分成两大部分，无非是说红学首先要在那四个最基础最关键的分支学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够进一步在小说文本领域升堂入室。
他说“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的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强调的正是“关键意义”。红学的发展不正有力地证明了周汝昌早在80年代初就揭出的这种洞见卓识吗？《红楼梦》文本之“意义”（思想、审美）研究的长期滞后，其中一个根本原因不就是受制约于那四项基础研究还不够清晰深入吗？（另一个根本原因是研究者的思考力和艺术感悟力的问题。）
驳论者们连周汝昌提出这一点的真意何在本质何属都没有看懂弄清，却以简单可笑的形式逻辑推论方式说周汝昌把《红楼梦》文本研究排除在红学领域之外，并针对性地提出什么“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种绝对“正确”但毫无意义的形式逻辑上同语反复的“命题”。
让人齿冷的是，这些标榜研究“文本”的人却在那里大搞非文本研究并以此为红学唯一正宗，谁又写出过像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那样高水平的文本研究著述呢？周汝昌的这两册文本研究著作写在《红楼梦新证》等考证性著作之后，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四大支”与文本研究的关系。……
正是针对这个“接受美学”的基本现实，提出“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的学术认知，踩就有了釜底抽薪的学术创新意义，即所谓“关键意义”。
“关键”在何处？就在于只有深入“四大支”的分支研究，才能达到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的目的，才能一扫不严格区分曹著和高续的所有似是而非的“思想”和“艺术”之认知、评论的浅薄和谬误，也就是才能让家世和版本等考证研究和思想艺术的文本认知密切联系起来，而实现考证、义理、辞章三者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相辅相成的真正的学术实践，从而让“两种《红楼梦》”各自的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的研究走出瓶颈，获得真正的学术动力，开辟出红学新天地。
但受习惯惰性影响而迟钝麻木的“红学界”，却缺少认知这种学术内在机理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而以简单化的形式逻辑批评周先生“不研究《红楼梦》本身”、“远离文本”，是用“红外线”排斥“红内学”，这些似是而非的“荒唐言”一直不绝于耳，也可谓贯穿三十多年的红学发展历程。
不过，真应了一句“真理越辩越明”的老话，情势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读者明白了争论的真相和实质，周派红学的“四大支”学术框架，逐渐大行于天下。其实证谬这种“形而上学”（孤立、绝对、片面）只拘泥于形式逻辑而不懂辩证逻辑思维方式的最好例证，就是周先生本人的红学实践，《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二书，不就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最深入的学术著作吗？而其所以超越了那些所谓“评红”著作，就在于这两本“思想”、“艺术”研究著作是奠基于那“四大支”基础研究之上。
红学应该分为基础研究和文本研究两部分，基础研究即四大分支：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之所以如此，是由《红楼梦》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四个分支研究都环绕着一个总目标：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
这是红学的第一个台阶，迈上了第一个台阶，才能继续上第二个台阶，即比较客观、准确、深入的文本研究，也就是对“两种《红楼梦》”的思想、哲学、艺术、审美、文化做出判断评析，进行思考鉴赏。
而水到渠成，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要导向第三个台阶，即必然引发对中华文化的深刻思索和本真理解，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对比。《红楼梦》研究，红学，因而成为“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
而所谓“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乃是一种形式逻辑上同语反复却没有实际内涵和学术针对性因而毫无意义的“红学定位”。《诗经》学就是研究《诗经》的学问，《楚辞》就是研究《楚辞》的学问，杜甫学就是研究杜甫的学问，苏轼学就是研究苏轼的学问，《西厢》学就是研究《西厢记》的学问，《水浒》学就是研究《水浒传》的学问……有什么意思11？
以上【说明】可谓《书信笺释》颇长的“笺释”了，从所节录的文字可见，所涉及的红学问题颇为重要。主要涉及“什么是红学”以及“还红学以学”的根本性问题。
“什么是红学”？刘梦溪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谈及红学论争时将之列为百年红学的“第十四次论争”，至今尚在分歧之中而达不成基本共识。
不过，由此引发的思考仍在延续着，顾斌主持的“红迷驿站”统筹策划整理的《还红学以学》（选文20篇）一书由香港阅文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其深远的学术影响有待时日检验。
这段“笺释”文字同时涉及梁归智的“探佚学”的创新意义的阐发，在体现“笺释者”学术自信的同时，又颇具学术启示意义，因为这些思考毕竟是红学的根本性问题。当然，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往往很难达成共识，这就是红学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书信笺释》第41-42页的一则【说明】有何观感评议：
四大分支的红学观，乃周老一大学术建树，而又遭到红学界普遍的误解和批评，故十分在意问我的“评议”。不过那时我也还没有把四大分支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彻底想透“理顺”，而达到1998年写《学术范型的意义》时那么清晰的认识，回信可能也是泛泛而言吧。
今有研究者说四大分支是胡适开创的，但胡适只是在具体研究时涉及了曹家历史、版本、脂批、探佚的内容，却并没有达到明确的学科分类意识，更没有作自觉的学理阐述。
由自为而自觉，红学四大分支学科之理性的提出和建立，还是应该归在周老名下，而理顺红学四大分支之基础研究与《红楼梦》文本的思想和艺术等“文学评论”的关系，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以上【说明】既涉及红学学科话题，又涉及周汝昌红学体系问题，谈得比较中肯。笔者在《周汝昌红学论稿》一书中说：“周汝昌对于建构‘体系’的觉悟和热情一直激励着他的60年的红学生涯。”12
的确，百年红学史上真正构建了完整体系且引起不断热议的学人寥寥无几，笔者曾将周汝昌红学志业做整体观（其中“红学四学”说是其基础），从而提出“周氏红学”的说法，引起一定范围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集中在周汝昌红学何以自成体系？
其实，这种质疑早有先声，譬如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界定“红学”一词时说：“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包括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创作经验、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佚、脂评，等等。也有人认为，红学研究的范围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与对《红楼梦》自身的研究无关。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广泛赞同。”13
冯其庸、李希凡显然都没有“理顺”红学四大分支之基础研究与《红楼梦》文本的思想和艺术等“文学评论”的关系，即便他们曾经有过“理顺”的愿望和兴趣，果真能说得清楚吗？果真能取得共识吗？
笔者针对《红楼梦大辞典》对“红学”一词的界定做如是观：这样界定“红学”并不尽如人意，或失之宽泛，这是指界定的前半句说的；或失之偏狭，这是指界定的后半句说的。其实，并非研究了《红楼梦》就都是“学问”，并非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就都具有“红学”之“学”的品质，这些都是问题。
周汝昌尤其强调“红学”之“学”的品质，这并没有错，他究竟“错”在哪儿呢？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之，他以“四学”规范“红学”终究是有问题的，当然会引来争议。
话又说回来，即便周汝昌的“红学”界定同样是有问题的，但其学术启示性更大，红学学科方面的考量更自觉。刘梦溪就曾说过：“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学科特点注意最多，多年来一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致使不少研究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兴趣。”14
《书信笺释》第270-271页的一则【说明】
是诗是学要参禅：笔者书评的一个核心意思是，周老与胡适最大的差别，乃周老本质上是个诗人，治学重悟性，追求与曹雪芹心灵的契合，而胡适只从历史考证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实际上不理解曹雪芹，当然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也很隔膜。
周老与胡适不同的治学路向，是“诗”与“学”二者的冲突、磨合，而这个内在的纠缠，以各种形式时时体现于二百年来各种红学话题的争论中15。
《书信笺释》中以上这类评析周汝昌的治学路向和治学个性方面的内容比较充分，尽管只是一家之言，却有助于理解周汝昌其人其学。甚至可以认为，这部《书信笺释》姑且可以看作周汝昌“别传”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做《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评议，的确另有一段隐情：梁归智的生前期待！
这一期待笔者曾写进纪念他的文章中，这篇题为《天下问学凭砥砺 人间交谊在因缘——记梁归智教授二三事》的文章由苗怀明创办的古代小说研究公众号发布于2019年10月24日，读者可以参看，以见真情。
2020年7月27日上午于古彭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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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周汝昌著，梁归智笺释：《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三晋出版社于2017年版，第1页。
2、周汝昌著，梁归智笺释：《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三晋出版社于2017年版，第1页。
3、周汝昌著，梁归智笺释：《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三晋出版社于2017年版，第5页。
4、周汝昌著，梁归智笺释：《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三晋出版社于2017年版，第5页。
5、高淮生：《周汝昌红学论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6、严中编：《周汝昌与严中书》打印本，2008年12月。
7、周汝昌著，梁归智笺释：《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三晋出版社于2017年版，第4-5页。
8、高淮生：《红学学案启思录》，阅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384-385页。
9、高淮生：《红学丛稿新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10、高淮生：《红学丛稿新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11、周汝昌著，梁归智笺释：《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三晋出版社于2017年版，第28-32页。
12、高淮生：《红学丛稿新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13、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070页。
14、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15、周汝昌著，梁归智笺释：《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三晋出版社于2017年版，第270-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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